集卡沙龙第18期
地方卡——永久的魅力
每个月都在谈通卡，不免觉得没有新意，偏偏通卡近期表现不佳，让大家失望不少，还是回过头来让我们看看近期地方卡的走势吧。
从84年发行第一套地方卡以来到96年底，大陆总计发行了千余品种的地方卡，同时也完成了这一段特殊时期的历史使命。
大家知道，在84—96年期间，各省市的电话卡发行的初始目的是配合卡机的普及，但每个省的经济水平最终决定卡机的多少，一般沿海12个经济发展水平较快的地区卡机多，再者领导重视的省份卡机也较多，如四川、重庆、陕西等等，不一而足。卡机多也就意味着当地的地方卡，品种也会多而漂亮。比方说大西北的内蒙、青海、宁夏等地仅有一两套卡，因为这些地方本身卡机极少，像偌大一外包头市，卡机的拥有量不超过50台（笔者去年以前经常光顾该市，不知现在可否多一点），而像江苏、四川、上海等地的卡机发展极快，领导也极为重视，故而磁卡的设计、发行所下功夫不少，题材众多，设计人员档次高、水平高，同时也促使着本地集卡事业的蓬勃发展。
从发行量上来看，地方卡的发行量以万为单位，最高的也不过4—5万，每套约为2—3万的占80%，并且有许多小套卡的发行以“千”甚至“百”为单位（这可能也就是小通卡受到众多的卡友追捧的原因之一吧）。同时，在92—95年这几年中，地方卡几乎是一统天下，充当磁卡机的最重要使用角色。在实际使用中消耗掉相当多的数量，任何数量事物在最初总是不被接受的，记得在96年通卡第一轮炒作时，南京的一位卡友打电话告诉我，有人成百套的购买江苏梅兰芳、红楼梦时候，我竟然称之为傻瓜，认为那个人简直疯了，通卡那么好的回报率不买，偏偏去买劳什子地方卡（现在反过头来想想，似乎才发觉那位仁兄的目光可谓长矣）。长时间的消耗，初期的不被重视，使得地方卡存世量极为有限，极少的“量”促使它不具备炒作条件。
如果我们拿地方卡和通卡比较，我们不难发现，通卡的生死大权掌握在电信部门手里，从市面上我们似乎看不到有多少通卡存世，但如果你熟悉大的电信部门存货的话，你就会知道，目前许多电信部门仍存有大量的通卡（早期老八卡基本无库存）。在96年开始炒作第一波起，许多“明智”的地方电信公司就开始存货，近期卡更不在话下，试想拿鸡蛋碰石头会有什么结果？这或许也是通卡为什么不会有大运作的原因之一。而地方卡呢？大部分散落民间，这就决定其市价是由时间来决定的，时间越长，它的价格只会越像酒一样。
地方卡的题材涉及面很广，有风光、花鸟鱼虫、绘画等等，数不胜数，集卡的终极目标肯定会像邮票一样走向专题化方向，而通卡仅有的几十个品种明显是不足的，这个角色肯定而且必须由地方卡来扮演，仅仅因为集卡时间在世界上都不长，有关卡展的情况全世界都一样，尚未有一个统一的和专业的组织提出，邮票毕竟有百年的历史，作为组集等均有一系列的经验，但我们相信，这仅仅是时间而已。
再从集卡的发展来看，虽然集卡和集邮不一样，一开始集卡就被列为“贵族收藏”，因为它的面值高，一套卡往往会比全年邮票还要高，但如果我们反过来来看看国内目前集卡的人数越来越多的情况，我们就不会感到后继无人。94年，全国集卡人数最乐观估计不会超过5万人，并且集中在沿海、上海、北京等一些经济发展快的城市。现在呢？经过数年的不断发展，各地集卡协会纷纷成立，目前国内拥有数千人的“官方”集卡协会不下数十个，如广东、深圳、四川、江苏、上海、武汉、浙江等等，据官方统计数字不下于10万人加入集卡大军，并且集卡结构、集卡范围也都在不断扩大。如果从本刊数年来的函购业务来看，函购业务已经渗透到全国各地乃至许多乡村，全国三十个省会自治区均有大量卡友来本刊函购。随着经济水平的逐步提高，集卡人数只会越来越多，集卡活动也只会越来越频繁，这是铁定的规律。而地方卡呢？卖掉一套就会少一套。僧多粥少的局面只可能促使价格越来越高。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地方卡的投资性、收益性应该是得到肯定的，在去年的疯潮过程中，地方卡所受到的冲击应该算比较小的，在去年3月15日以后，通卡已无重大的上涨空间以后，炒家们把眼光瞄上了地方卡，在短短十几天内，地方卡的价位翻了几个跟头，许多卡均突破千元大关。回到今日，我们会发现，地方卡的价位已经逐步得到确认，但这个确认是针对好卡来说的！
什么叫好卡？好卡具备几个要素：1、开通卡。地方卡有开通八宝、五朵金花之说，比如陕西开通高时叫价5000元，现在仍要3500元左右，黄山风光—安徽开通最高价为2000元，现在仍在1000元左右；2、题材好。名画、风光、政治等均为较好题材，四川“小平南巡”最高叫价8000元，实际成交6000元左右，现在仍在3500—4000元左右，浙江“清明上河图”也在1500元左右，等等；3、发行时间。一般在93年以前发行的卡，无论题材等均有极好收藏价值。93年以前各电信公司均未有要存档资料的概念，成都市电信局到现在仍在市场高价求购93年以前卡（仅须20套左右），历经半年多，收效甚微。那么89—91年的省基本属于早期卡，存世已是凤毛麟角了，价格居高不下更不用说。
作为卡商，我参加各地卡展的机会较多，基本上是每次卡展必到，去年广州，今年厦门卡展，每次参加均感觉收获不少，每每满载而归。目前地方卡有一小部分因为大量存世，而在市场上以较多的折扣出售（因为地方卡想整条交易极为困难如内蒙的包头、呼市、山西大同等极少数品种折扣一度高达6折），而许多优秀卡品，在去年到今年的数月内，其价格水份已被挤得差不多干了。并且许多卡价已经居高不下，偶尔碰到跳楼品种，其价格让人喜不自禁，故而许多卡友肯定会注意，本刊近期有许多品种的价格一直在下调，原因就在此。但从目前来看，经过数月的消化、吸收，市场上跳楼品种已越来越少，想找到更便宜地方卡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因为很简单，地方卡即使跳楼也仅有数十套，不过数百套而己，几个卡商一瓜分就全没有。
作为投资，作为收藏，地方卡的魅力将是永远的。


陈均健，你怎么了？
陈均健，男，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庭的一名小办事员，以前和本刊从无往来，本刊也从不认识此人。
大约98年1月过年以前，他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他是中级法院的，并且是贵阳集卡协会的负责人，故而可以拿到一些便宜卡，并且和国内许多知名卡商均有联络等等，并声称刚拿到10套贵阳版黄河IC卡，可以550元/套价格供我，并有黄山、瓷文化及庐山各10套，以极低价500、350、350的价格提供（当时正值上海高峰，比三类卡市价为700、480、480元不等）。此时贵阳版黄河IC也值1000多元。他同时提供给福州林凌的价为750元。笔者并未信任（因为他的要求是我先寄钱，他再寄卡），说：如果可以，可先寄卡，收到后马上汇款，又因急于回老家过年，故并未认真此事。
正月初八，我公司上班，他又迫不急待打电话到我处，言及此卡还有，如需务必从速寄钱，并告知大连××，重庆××等知名卡商均点名要此卡，因当时卡价已跌，并正好本公司此几类卡缺货，故而电话约好用“特快专递”寄钱给他的同时，对方同时发货。在2月6日上午，我公司用特快寄现金1.7万元整给陈钧健。因为我们考虑到一者此人为贵阳法院的，跑得掉和尚跑不掉庙，二者此人又能说出众多知名卡友名称，故轻易也说相信了此人。
但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在特快寄出的第四天，大约二月十日，我们仍未收到对方的任何特快，并且从发货当日到14日，一直电话联络不上此人，我们情知事情不妙，马上到我市特快公司查询，回单告知已于9日到达贵阳，并且法院已盖章签收此特快。数日后仍联络不上，约于正月17日才好不容易联络上此人，一问三不知，特快未收到，并且我们讲好的卡也没有寄，当我们质问他为什么连续几天找不到人，讲是春节等等王顾左右而言其它，问他为什么没有给我们寄货时，他说还未凑全，仅有一部分，到此时，我们才醒悟过来，我们上当了。请让我们再来看看他的分析：
一、特快确实未收到，并且贵阳法院收发室极为混乱，经常发生丢失信件问题，领导发生丢失信件问题，领导也从来不管（这是陈钧健本人原话），收发章随便放，任何人都可以盖上。法院给人的感觉极不安全。
二、可能是特快投递员私下贪污，因收发室混乱自己盖章后拿走特快，也就是说贵阳速递局有嫌。
三、时值春节，收发室人多，可能是同事，好心代拿，未见归还（也就是说可能是同事有私吞之嫌）。
反正怎么说，他都是那么有理由，当然我们有我们的不对，那就是不应该把钱用特快夹寄，但恰恰奇怪的是，他对福州林凌每次叮嘱得很详细，一定要用邮政汇款，他单位收发不安全，而对我们却“网开一面”。
事情发生以后，陈均健像局外人一样，对此事不理不睬，每每我们电话过去查问，他都把责任推给收发室或同事，后事我们向贵州卡协查询，根本就没有听说此人，什么集卡协会纯属乌有，同时我们要求他能出示一个证明，证明此特快确实他单位没收到，从二月等到现在仍未见到。
现我们将此事披露大家周知，希望集卡界各位卡友在以后交友中能够认真、仔细地看清此人，并且我刊悬赏2万元请各位卡友能够提供有关线索，如有知内情者，欢迎拨打本刊电话：0556—5525057联络，将不胜感激！
本公司愿对以上所言负一切法律责任，同时，我们请陈均健本人能够正确对待此事，我们将保留起诉的权利。


谈武汉“恭贺开通”电话卡
有关武流黄色10元“恭贺开通”电话卡的发行量是1000枚抑或2000枚以及其究竟是单枚一套还是三枚一套的疑问，作为一位湖北卡迷，笔者在此尽自己所知谈一下看法。
1991年5月武汉市电信局从邮电部天津电话设备厂引进日本TAMRA田村株式会社生产的DC—3CN型磁卡电话机，并订制了湖北省的第一套电话卡《武汉市磁卡公用电话开通纪念》，全套二枚，面值分别为50元和100元。由于当时我国电话卡大多在日本印制，天津电话设备厂仅仅是组装DC—3CN型磁卡话机的中间商。武汉市电信局订制的“开通纪念”电话卡未能按期到货，使那批磁卡电话机闲置数月，经多次催促，天津电话设备厂以手工丝网印制作了2000枚后来名扬卡坛的《武汉市磁卡电话开通纪念·邮电部天津电话设备厂恭贺》电话卡，面值10元，作为未能按期交货的赔偿，赠送给武汉市电信局应急。
依此典故，这面值10元的“恭贺开通”电话卡属于计划外的编外卡了。笔者曾在1995年将湖北卡依其卡背左下角的“CNL12×××××C”生产序号（各地1994年内发行的电话卡大多有此类的序号）作了一个排序，正好没有“恭贺开通”电话卡的编号位，证实了笔者的想法：“恭贺开通”电话卡作为厂家赠送的编外卡，是一枚一套的，“开通纪念”是二枚一套。
武汉市电信局获得赠送的“恭贺开通”电话卡后，于1991年12月开始公开出售，受到群众欢迎，购买使用的人很多。但几天后麻烦事出现了，不少用户手持刚买的电话卡，说不好使，塞不进卡机，打不了电话，要求退换。武汉市电信局与天津电话设备厂联系后，回收了不少无法使用 “恭贺开通”电话卡并退回天津电话设备厂。据说是卡中无磁，退回去的约有1000多枚。随即，武汉市电信局“开通纪念”电话卡印制完毕到货，于1992年1月发行。
在当时没有集卡观念的情形中，武汉市电信局没有留下一枚“恭贺开通”电话卡存档，一位局长还将手中仅有的一枚未用完的“恭贺开通”电话卡送给了来信要求购买此卡的大连集卡爱好者。社会上保存的“恭贺开通”电话卡相信不会太多，最少新卡如此。因为能使用的都消耗了，不能使用的都退回电信局了，在当时有心人毕竟太少了。
笔者从1992年10月开始留意寻找“恭贺开通”电话卡，在武汉邮市遇到过二、三欠，都是很残次的下品旧卡，一直到1996年9月才寻到一枚全新卡。顺便告知对此枚“恭贺开通”电话卡有兴趣的同好，在目前卡市低迷期，正是寻找、收藏“恭贺开通”电话卡的最佳时刻，也许其价格不会让人害怕。


买通卡未必就是买套
去年1月底至12月初，当卡市出现阶段性底部时，有许多全国通用电话磁卡（以下简称通卡）创出新低，有近20种通卡跌破面值，卡市一片恐慌。此时，有卡评人士认为：买通卡就是买套。事实果真如此吗？
卡市也邮市和币市一样，同属于投资市场（当然也有收藏功能），那么，既然是投资市场，就必然会出现潮涨潮落，作为投资于卡市的卡友，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就应该经常关注起伏波动的卡市，力争做个卡市的大赢家。
从笔者观察卡市的多年经历来看，买通卡并非就是买套，关键看卡友在什么时候介入卡市。一般当卡市处于阶段性底部时，即表现为许多通卡跌进面值、成交量逐渐减少（如96年5月之前和97年11月底），这时一般为最好的介入时机，风险极小，收益将较大；而当卡市处于阶段性顶峰时，卡市日益火爆，成交量日益增加（如97年3月底），这时一般为最好的退出时机，否则将承担极大的风险，并深度套牢。
那么，作为在卡市中套牢的卡友，如何才能解套或尽可能减少损失呢？笔者认为，不同的卡友可采用不同的解套方法，因为不同的卡友其经历、资金、操作时间等都有所不同：a. 割肉出局法。当卡友手中的通卡市价上跌10%左右时（即自订的停损点），果断割肉出局，以减少更大的损失；b. 摊低成本法。当卡友手中的通卡市价下跌时，在较低的市价买入相同品种，以摊低成本，若再次买入的通卡数量超过前次套牢的数量，可将成本摊得更低。当然，作为卡友应尽可能避免出现套牢的状况。
笔者认为，作为参与卡市投资的卡友，为了获取更多的收益，一定要多看少动、坚持一年之中只做2—3次，在卡市阶段性底部时从容介入，在顶部时快速退出，同时，卡友应多增加一些卡识，如集专题、辨真伪、看卡评。对卡评要多分析和消化，多增加一些投资卡市的风险意识。卡市作为中国新兴的投资市场，在新的一年中还有会有所作为的。


中国田村型电话磁卡统计初议
田村型电话磁卡在我国电话卡史上占居着无左的重要地位，我国电话卡的初始阶段，地方为政的发行史，给这一时期的电话卡的资料统计带来极大的困难，笔者根据以往的资料及个人的收藏，整理出此文数据，虽经努力，但也只能是一组不完整的统计数字，意在引起同好的兴趣，共同搜寻、探讨，加以完备。
本文中：“基本卡”是指各发行单位正常发行的计划内原版卡，包括委制卡、未再加以改正补发的错卡等；“加字卡”及“错卡”仅以有较深影响的卡品为基数（本文发行单位顺序以当地正式开通田村型磁卡电话先后为顺）。
注1：上海另有“熊猫”试机卡1套3枚，面值90元，为1988年出现。
注2：湖南“十大元帅”之三“林彪”卡未发行，只有极少流出。
注3：天津另有“天津三景”样品卡2套6枚，面值160元。
注4：云南另有领导名片卡13枚，总面值为260元。
注5：电总另有“地图”测试卡1枚，面值500元。
其他如大连、天津等均曾出现了工作测试卡等。本文数据截止于1998年2月底。
笔者敬请卡界同仁指教与更正，以求获取更精确的数据。


哈尔滨市开通卡应有几枚？
黑龙江省内共现过11枚以“防洪纪念塔”为图案的电话磁卡，其中5枚由哈尔滨市电信局率先发行；6枚由省局发行（其面值为白色底园的“大黄字”），与前者很容易分别。
从版式上看，同图的哈尔滨防洪纪念塔卡一共是五种，即：一枚“小黑字”10元，一枚“小红字”50元（该两枚均为小字，箭头后均有英文“IN”、金额上无白色底园）；而面值分别为：30、50、100元的，有白色底园的“大红字”计3枚。一般人都认为：把50元“小红字”单独列为测试卡，把后四种组成一套哈尔滨市开通卡。
近据湖南师清海和天津关启升卡友的观点，1991年5月，10元“小黑字”和50元“小红字”卡几乎同时发行，其中50元“小红字”兼具开通和测试两个功能，故应把它们归到开通卡中，而且3枚“大红字”于1992年5月发行，明显不属开通卡。对此，我基本同意。然经笔者将实物仔细对照，觉得仍有不妥：一、“小红字”的50元字体明显比“小黑字”的10元字体大（也就是说：发行部门并没有把它们作为一套的意识）；二、它们在发行时间上有明显区别：即3张“大红字”卡的背面编号相同，分别为：MTK—6139205；而10元“小黑字”的编号是：MTK—6139105；50元“小红字”的编号却是MTK—6139106。笔者据此推测：MTK是韩国卡的字母号，“613”是防洪纪念塔的版式号而后4位数字就是它们各自的印制或发行时间。即10元“小黑字”1991年5月开通发行，50元“小红字”比它略晚一月，而3张“大红字”确在1992年5月发行。三、“小红字”卡存世量极少，据测当时推出不过数百枚。一般说来，上柜的开通卡数量不会这么少，就连地处西北边疆的西藏拉萨市，当时也有一千枚黑白开通卡应市。而“小红字”卡当时是否上窗口对外供应？抑或仅供内部测试或赠送？咱们手头尚缺进一步的资料。
据此，笔者认为，10元“小黑字”是一套一枚的开通卡；应暂把50元“小红字”列为一套一枚的测试卡；而三枚一套的“大红字”就肯定不能列入开通卡中。
这些卡，特别是新卡，因为发行较早，现在已很难找，以那枚“小红字”更甚，1995年6月，上品“小红字”旧卡成交价已达1200元，以后听说，新卡要价2—3万。笔者认为：这枚50元“小红字”不愧珍稀，是仅次于拉萨开通黑白卡和武汉恭贺开通卡的单枚中期珍卡，目前持有者极少。


中国电信又一道尴尬的风景线
福州一二·九电话IC卡事件
印有“中国电信”图标和“中国邮电电信总局发行”字样的电话磁卡和IC卡本来是全国通用的，是中国电信总局在94年以来逐年发行的，并于96年底彻底取缔“军阀割据”的地方电话卡之后大量发行的全国通用卡，以实现中国电信“全程联网”的基本宗旨。
从全面通用卡发行以来，它的所有磁卡和IC卡在福州本来都是正常使用的。可是在97年12月9日凌晨，福州电信局却从地方利益出发，单方面关闭带“HN”字头的全国通用IC电话卡信道，使持有该卡的用户蒙受不应有损失，以至于几天里有五千多人到电信局投诉。福州电信局为掩盖视听，在《福州晚报》上连续五天刊登醒目的配有“中国电信”图标的《敬告用户》，启事中反以维护消费者利益的面目自居，“提醒”广大市民要认准IC卡的正面上标有“FJ”英文字样的购买，声称市面上其它字头的卡为“非法抛售”、“来路不明”，并对参与“非法倒卖”的“不法分子”将交由司法机关处理云云。在福建电视台黄金时段的《新闻纵横》和省市电视台的其它新闻栏目中，多次根据福州电信局提供的片面情况报导，诸如“抓获犯罪团伙”、“不法分子”、“非法倒卖不明来历IC卡”等等，福州电信局某主任甚至在记者采访时还别有用心的说“不百除有假卡的可能”。在当地多家报纸中，除《福建日报》比较客观的报道“可能是网络问题”外，《福州晚报》、《海峡都市报》连日的报导都是片面和不公正的。如《福州晚报》12月13日报道“一些不法分子却倒卖来历不明的带“HN”字冠的IC电话卡，以致消费者蒙受损失”，并称“参与非法倒买IC电话卡的不法分子，一经发现，交司法机关处理。”12月15日登出“电信部门告诉大家，只有‘FJ’字冠的IC卡才能在这里使用。”该报12月17日还报导“福州电信局在密切配合公安部门追查不法分子的同时，加快联网调测进度”，又云“一些不法分子大量倒卖来历不明的带‘HN’字冠的IC电话卡，使刚问世的我市IC卡公用电话受到冲击，电信部门因此受到巨大损失”，并十分“精彩”地辩解“福州电信局保护消费者利益，通过技术改造，使得原来只能使用带‘FJ’字冠电话卡的话机，能够使用各类IC卡”。又如《海峡都市报》12月1日写道“这些不能使用的IC卡都是以‘HN’字冠头，是从湖南流入福州市场的，被一些邮电代办点和不法分子销售，有的甚至以低于面值20%出售，严重损害了邮电部门的利益。现在，邮电部门在全部IC卡电话上设置了密码，禁止这些卡的使用”。12月15日却说“据悉，带‘HN’字冠IC卡经电信部门技术鉴定，初步认定是真卡。电信局为防止恶意压价，维护市场的稳定，对此卡设障”。12月17日还在刊登“福州电信局继续配合公安部门追查不法分子，制止非法倒卖IC卡活动”。
很显然，福州电信局是在搬弄是非，推演着不光彩的角色，他们想通过新闻媒介、舆论工具混淆真相，以掩盖他们搞地方保护主义的事实。这些报纸的报道有的甚至前后矛盾，明明从始至终包括“HN”字冠在内的中国电信发行的IC卡在福州都可正常使用，可报上却报道“原来只能使用带‘FJ’字冠电话卡的话机”，是“福州电信局为保护消费者利益，通过技术改造，能够使用各类IC卡”。中国电信总局发行的IC卡是全国通用卡，它的不同字冠只是代表电信内部各地区间的自我结算方式，即湖南（HN）版IC卡在福建使用了，那么福建省邮电局要通过电总找湖南省邮电局算帐的，那么福州电信局所谓的“利益受到巨大损失”云云，只是其售卡营业额似乎有所减少而已。事实上如何呢？福州电信局自大批在街道上安装IC卡电话机后，由于对市民需求估计不足，致使IC卡严重脱销，在后来近半年的时间里无法正常供应，特别是低面值卡要走后门才能买到，福州卡商要去外地批打折卡来赚点差价就可以理解了。《中华工商时报》97年12月中旬曾就福州此事报道说“这是自筹资金，搞活流通，从外地调入优质IC卡以满足市民需求”。看着卡商们赚钱，而电信局无卡可供，正是为了这一点本位意识，就置数万个消费者利益于不顾，将信道关闭，造成社会混乱，严重地干扰了市场的正常秩序，并如此不遗余力地叫嚣着要让公安部门追查抓拿这些搞活经济、开发市场、薄利多销的“投机倒把分子”，这不能不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怪象。
更为严重的事件发生了。97年12月9日下午，福州市台江公安分局的五六名刑警冲入电话卡经营者黄德宇单位办公室，将其用手铐铐上警车。傍晚五时许又冲入曾参与售卡的电话卡研究者林凌家中，用手铐铐着押上警车后又以“赃物”为名没收其部分IC电话卡。当晚，警车呼啸着开往卡商陈辉、林晓、陈俊荣等人家里，企业扩大战果，这时大多数卡商已闻风而遁，甚至举家外逃。当日最后因此事被抓一共有六人。在台江区后洲刑警中队办公室里经过隔离审讯后，以“投机倒把”嫌疑在台江区洋中派出所监居室中关押长达五十多个小时。林凌、黄德宇两人分别交纳一万元，另两人分别交纳数千元不等的暂押金后取保候审。
接着，台江公安分局的刑警又在12月25日和26日下午两次携带大批“黑名单”闯入福州市集邮中心抓人，由于绝大多数卡商在前些时候就远遁上海等地，只好带走了剩下的一名卡商。12月26日深夜11时多，七八名刑警在公安分局副局长带领下来到卡商卓武汉家门口，在切断电话线后破门而入，因卓某本人在上海，便将其妻子以“妨碍公务”为名抓走，并予以抄家，从其家中抄走了部分电话卡和邮票，卓妻被关押两天后，交保三千元获释。
在以上的一系列事件中，福州的邮币卡市场遭到灾难性的摧残，破坏性之大，全国罕见，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凡经营过电话卡的收藏品店全部关门，卡商全部跑光，集邮中心门可罗雀，里面空空荡荡，无人再敢言卡，给本已极度萧条的卡市雪上加霜，也让卡友们心头蒙上一层久久不散的阴霾，在全国集卡里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福州电信局交给公安部门的除了14.8万元的办案费外，就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作为捉拿卡商的法律依据——《福建省保障和发展邮电通信条例》。这本由福建省人大91年制订，93年修订的册子中第二十八条第五项写道“磁卡电话的印制、发行和销售，除国家另有规定和邮电部门委托代办外，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经营前款规定的邮电通信业务。”乍一看这一条很象个人凡是经营电话磁卡都是非法的，因此邮币卡市场上就应取缔磁卡交易。在审讯林凌时，他要求仔细看一下这个条例却被斥责为是“想钻法律的空子”，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力。且不说卡商们所经营的是IC卡，而非磁卡，根据“法无明文不为罪”的法律常理，也不一定能定罪，这个条例显然是过时和不完善的。其次，该条例第五十一条写得很明白，“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五）项规定的，由省邮电管理局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限期改正……涉及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规的，移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卡商们所经营的电话卡大都在邮电部门经办的邮票市场上交易，而电话卡本身是中国电信总局发行的，并非假冒伪劣产品，来源渠道正常，显然公安分局有越权办案之嫌。
福州电信局在97年12月16日迫于投诉人数不断增多和社会各方面舆论压力而解码开机。至此，关停整整一个星期的IC卡话机才又重新正常使用。但不知何故，98年2月11日至12日两天全市IC卡话机又对“HN”版IC卡关闭，旋于13日再次开机，据闻，电信局这种反复无常的作法，是又因12日遭致市民的投诉而开机的。这就让福州市民再次认清了福州电信部门的不齿行径，这就是滥用权力，实现地方保护主义，并用酒肉封住了记者的嘴巴，使之在新闻报纸上对不明真相的市民和司法部门进行误导，甚至有着明显欺诈行为。用金钱买通公安抓人从而引发了全国第一宗合法卡商被抓的恶性事件，严重侵害了公民人身权利。
事情的真相逐步明朗了。由于中国邮电电信总局内部管理混乱、结算不清，导致继北京电信局之后福州电信局又一次实行了地方保护主义，前者于97年11月4日至27日从地方利益出发，单方面关闭与湖北联网的200卡信道（其间还关闭过湖南IC卡信道，但时间不长），使所有持湖北电信200卡的用户利益无端受损，已引起北京高校学生和律师的集体起诉，并凭着对祖国的未来息息相关的电信业的责任感，呼吁社会关注此事。这个事件在97年12月25日至26日的中央一二台东方时空里三次曝光；在98年1月30日南方日报社《南方周末》第八版用了近半版的篇幅刊登了此事并配有醒目标题和记诉书摘要。而后者——福州电信局不但关闭了信道，还颠倒黑白，发布不真实材料，并大肆制造虚假舆论和报案抓人，这种毫无职业道德的卑劣行径，不仅损害了自身的形象，给消费者心中蒙上了阴影，也是在给中国电信总局脸上抹了黑。
大家都知道，现今电话卡和邮票一样，都是由邮电部门统一印制发行的，它们除了使用价值外同时还据有第二属性——收藏价值，当它们从邮电部门售出后，就完成了从一级市场向二级市场的过渡，特别是在收藏领域里被广泛交流、买卖。全国各大小城市都有它们的合法市场存在，近年来由于收藏人数日众，行情一度看好，全国各地电视新闻报纸都曾参与对它的宣传和行情发布。而在各地，电信部门自身却充当了经营电话卡最大的投机倒把官商。特别在97年二、三月份期间，卡协会员和群众无法在邮电窗口购到卡，哪怕是不成套的散卡时，市场上却有成条成捆的新卡在高价叫卖。这些卡来源何方？不言而喻，没有管卡部门和某些局里人是不会倒出来的。某些领导条子一批，就是大把的钞票和好处到手。某些管卡的部门皮包一拎，就是几倍甚至十几倍地牟取了暴利。由此，滋生了集体腐败和个人贪污的事比比皆是，让多少邮电蛀虫成为了暴发户。占尽便宜的电信部门在昔日辉煌不再时便又走入了狭隘的地方主义泥潭中。
众所周知，邮电行业的长期垄断给电信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也铸成了今年管理混乱的恶果。“金卡”工程的实施，我国信息化的步伐不可阻挡。然而，倘若一个地方电信局有权根据自己的利益宣传某些全国通用卡无效，甚至采取武断的措施和粗暴的行为，那么我们所要面对的将绝不是一个信息可以自由流通的社会。管理混乱，地方保护主义横行，正是中国的邮电迟迟不敢引进竞争机制的原因所在。不难想象，如果中国的邮电业不打破垄断，在其堪忧的现状下继续发展的话，一旦走向市场，以相对低廉的价格、优质的服务作为武器的外国电信业，必将给中国的民族电信业以巨大的冲击。这一点，是我们所万万不希望看到的。我们不愿看到当我们的专家学者们奋力追赶外国先进电信技术的同时，民族电信却毁在混乱的管理和狭隘的地方主义利益手中。最近九届全国人大终于通过决议，撤消了邮电部，电信部门从此并入新成立的信息产业部，并且实行政企分开的原则。如果电信总局以真正企业的面目走向市场，实现与其它行业的公平竞争，那么打破中国电信一统天下的局面已为时不远了，迎来的将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信息产业新时代。
[追踪报道]至发稿之日，福州IC卡事件似乎不了了之，福州台江公安分局拖至98年4月1日才主动将所扣保释金返还，没收之IC卡也归还，在草草收场之后对卡商们作出了委婉的“解释”：“当时是福州电信局给了我们那一小本子条例，我们是福建的警察，当然要执行福建的法规了，谁知电信局搞什么地方保护主义，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相互谅解，不过这件事电信局里面还是没有定性，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搞什么名堂。”
[编后语]垄断行业往往会造成“唯我独尊，独断专行”的恶果，中国电信响亮的名字给人的感觉却几十年如一日：明明是自家的产品，却因某省的自身利益，大言不惭的冠之以“假卡”。明明是自家内部矛盾解决不了，只好以14万元办案费劳请“公安大驾”杀几只“鸡”来吓“猴”。我们更不明白在我们马上要跨入二十一世纪大门的时候，福州公安部门却搬出“投机倒把”罪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同时我们更应该同情这几位被抓的卡友，他们都是笔者的好友，相知相识数年，无论人品各方面都称得上是“良民”，却糊里糊涂被抓，又糊里糊涂被放，以致于许多人至今还未明白为什么？
前有“北京学子状告中国电信”，今有“福州卡商含冤入狱”，福州的几位卡友，难道你们就不能以你们的勇气拿起法律的武器，向福州电信局讨回公道？广州有一份很敢说话的报纸叫“南方周末”，建议你们不妨试试如何？
“中国电信”——你真的该醒一醒了，免得若干年以后，你垄断行业的桂冠被摘除以后，会悔之晚矣的。
如果把这连续的几个事件引申下去，我们不得不叹服于中国电信的领导水平了：去年全国狂炒电话卡时，各电信部门手忙脚乱，不是适时的加大发卡力度，规范电话卡发行渠道，而是单一从行政手段出发：一者封锁他们所辖的新闻报刊，不准报导，二者实行领导批条子卖卡。以致于个别地方买一套普卡都要领导“御准”。惜售在加剧狂炒的进度的同时只能导致内部腐败，试想一条牛卡（面值5万元，1千套），拿到市场就会变成八九十万，换一个概念就是一条卡造就一个百万富翁。而在今年卡市普遍下滑，40套通卡已有一半跌入面值，并且最离谱的时候，一张200元面值普卡用100元甚至不到的的就能买到，中国电信明显蒙受巨大损失，有关部门却不闻不问，任其自然，面子上过不去的时候撤掉几个市的有关领导，仅此而已。许多人会不理解一张200元面值的卡只卖100元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假卡？但如果我们熟悉这一套流程的时候，我们会不难发现：一枚200元的卡卖100元是“暴利！”很简单，磁卡是用来打电话的，那么从制造厂家完成制作过程被中国电信提走时，它只能收取成本费。磁卡的成本为6.5元，IC卡成本约4.5元。那么第二个手续就是下发计划，按笔者掌握的资料，目前电总下发计划有一定的不科学性，电总下发电话卡并没有严格参照各地卡机的实际拥有量，而是按各地上报数字来确定印量。对于普卡更是采取要多少有多少的政策，而我们知道，有些省份为了片面追求地方利益，把国家有关规定弃之不顾，并且财务管理制度也不严格，卡下放计划以后，并没有在当地消耗，直接以极低的折扣流向市场，然后通过上海等几个大卡市流向需求话卡量较多的地区，从而导致恶性压价，折扣越来越高。令人可笑的是，继去年下半年江西、湖南等地大量低价倾销IC卡，一度将IC卡折扣高达7折—6折。今年初甘肃版IC卡又大量在上海出现，我当时就很奇怪，问及甘肃有关人士是否甘肃IC卡机大量增加？回答并没有，并且有些县根本没有IC卡机，但在最狂疯的时候，甘肃甚至个别县每月IC卡的销售量高达数百万之巨。问及为什么电总不顾甘肃实际情况下发如此多卡时，对方很自豪的告知：找路子找上面印不就行了，多简单！我们不得不悲哀的看到，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方，他们越会钻电总的空子，只顾地方利益，赚不正当的钱。其实如果电总能够把IC卡、磁卡的管理上升到法律高度，完善财务制度，同时按照各地话机的拥有量下发计划，这些漏洞完全会堵住的，并且也将不会存在“福州事件”一幕了。